“比如高科技、南海、臺灣等問題，或許將成為中美關系中非常危險的對抗性議題，這些矛盾我們不能期待在短期內解決;經貿、一般性科技、地區影響力，或將成為競爭性議題，相信雙方可以進行管控，并推動其成為良性競爭;而抗擊疫情、全球復蘇、氣候變化，料會成為合作性議題，雙方應開啟政策對表和交流，相信可以大有所為。”他表示，由于中美關系的復雜性，會面或將難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果，但相信其對重置中美關系將會起到一個基礎性作用。

　　據媒體公開報道，去年7月，王毅曾在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上建議，中美雙方可以一起捋出“合作”“對話”與“管控”三份清單，分別明確“兩國在雙邊和全球事務中需要且能夠合作、不應受其他問題干擾的事項”“存在分歧但有望尋求對話解決的問題”和“因難以達成一致，故擱置而管控的難題”。

　　而在上月22日舉行的“藍廳論壇”上，美國多名前政府官員、政商界人士對王毅的這一提議給予回復，建議把“撤銷特朗普時代對中美正常交流合作多項限制措施”等列入“合作清單”，并就“推進中美經貿談判”“重啟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等展開對話。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11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考慮到美方做出回復的人士包括美國前財長、前貿易代表、前助理國防部長等與當下美國政治圈仍有密切交集的人物，中美圍繞“三份清單”的隔空對話類似一次“1.5軌交流”，應是為此次兩國外交戰略領域高級別官員會面進行準備的一次“探路”。預計此次阿拉斯加會談也會圍繞“三份清單”進行。但他認為，美國的目光或許會更聚焦在競爭領域，而中國或將更關注合作議題。

　　不過，比起具體的議題，這次會議或許更容易取得的一項實質成果是中美交流機制的恢復和建立。分析人士對《環球時報》指出，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中美雙方有超過100個定期交流機制，但在特朗普政府后期，相關機制已被縮減到不到10個。兩國有望在此次會晤后重啟定期交流機制。

　　李海東認為，此次的“2+2”高層會晤很可能成為中美未來四年一個相對固定的對話機制。他表示，此前中美之間的交流機制的層級和范圍往往較大，已不太適應當下復雜敏感的雙邊關系現狀。未來兩國或將更注重結果導向，更多采取小范圍、高級別的對話形式，決策層之間“對表”政策，避免誤判。

　　為何是阿拉斯加?日程安排的背后，有哪些考量?

　　據報道，此次會議的地點定在美國阿拉斯加最大城市安克雷奇。安克雷奇距離北京與華盛頓的距離相當，也是美國高級官員跨越太平洋訪問時常用的經停站。

　　為什么雙方會選擇阿拉斯加作為首次面對面對話的地點?分析人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相較華盛頓，阿拉斯加是一個精心而謹慎的選擇。近年來華盛頓的政治氛圍已極不健康，尤其在對華政策方面日益極端化。對拜登政府而言，在華盛頓與中方會面將直接面臨諸多國內壓力，很難取得任何突破;而對中國而言，出于外交對等考慮，也不會答應前往華盛頓。

　　楊希雨認為，阿拉斯加在美國本土以外，政治敏感性較低，這是雙方在重設中美關系時邁出“謹慎的第一步”;而阿拉斯加也是當年中美開通直航時，因飛行技術限制中途必須經停加油的一站，在中美交流史上有特殊地位。“對雙方而言，這一地點的選擇既有技術意義，也有政治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