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的“最后一公里”要走好
□楊仲
一次怒懟不是解決這種執行尷尬的最根本的方法。問題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簡政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怎么才能走好?
近日，宣威市一居民持有身份證、戶口本等相關證件到宣威市農村信用社辦理銀行業務，銀行工作人員要求他到戶籍地派出所出具戶籍證明。當地警方霸氣“懟”銀行稱，按照相關規定，公安機關已不再出具此類證明，若再讓群眾往返，將通報銀行單位的紀檢部門。如此霸氣的回應獲得網友力挺。
警方怒懟，雖然是一種情緒化的表達，但是某種程度上也說明類似的事情不止一次兩次或者一件兩件，讓人不得不憤怒。讓信息多跑腿，讓群眾少跑腿，這是簡政放權的目的，應該說，對飽受詬病的奇葩證明，有關方面已經從制度設計上作出了梳理和治理。去年9月，公安部等12部門就聯合出臺工作意見，其中明確派出所不再出具14類證明。已經明確不需要出具的證明為什么還會被有關單位或窗口索要?顯然，奇葩證明清理的最終效果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群眾仍然在多跑腿，這個背后的原因值得去分析。
看到警方的怒懟，群眾很解氣，但是一次怒懟不是解決這種執行尷尬的最根本的方法。問題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簡政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怎么才能走好?不需要出具的證明或者無法開出的證明仍然被要求，是有關方面不知道，還是明明知道仍然執意設限?如果是前者，那政策中的變化需要進一步讓大家知曉;如果是后者，那需要通過一定的措施讓政策同步配套，否則“最后一公里”的卡殼只會讓頂層改革遇到腸梗阻。
當然，站在銀行的立場，對各種證明的需求是為了甄別身份信息的需要，但規避自身的風險不是犧牲群眾利益的合理理由。既然，一些證明已經被清理，沒有了存在的必要，有關部門和窗口與其還拿來刁難、降低服務的體驗感，不如想想從其它方面來完善應對以規避信息不實可能存在的風險。
如果說“證明我媽是我媽”式的奇葩遭遇讓人尷尬，那明明不需要的證明還被要求證明，也是一種尷尬，希望此次銀行因證明被懟引發更多思考和應對，不要再讓類似的尷尬一次次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