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道專權，把“一把手”當擺設，“二把手”拍“一把手”的板

有魄力、敢擔當，對黨員干部來說是可貴的優點，但前提是要秉持一顆公心，守紀律、講規矩，不摻雜個人私利。在不少人眼里，鄧寄鵬也是個“有魄力、敢擔當”的人，然而，他的“魄力”卻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的“擔當”卻是凡事個人說了算。

早在2000年，在江西省政府主辦的全省食品展銷會上，時任四特酒廠廠長的鄧寄鵬為打垮省內其他白酒品牌，包攬了當時主會場八一廣場四大板塊區域內的所有廣告位，意圖將全省的食品展銷會變成四特酒的推銷推廣會。 在省經貿委等有關部門的干預下，也不罷休、不讓步，且組織100多名職工到南昌集體上訪，絕不讓出廣告位。同時，他還違反外匯管理有關法規，在南昌及江西省內其他市場投放“美元四特酒”（每瓶四特酒中都有一美元），受到有關部門處罰后，仍不收手，堅決不改、屢罰屢犯。

在任宜春市公路局局長期間，鄧寄鵬明知大額資金調動需經過集體研究，國家的資金不能借給私營企業，但為了小團體利益，他大筆一揮，兩次擅自決定從宜春市公路局挪用資金3000萬元幫“好哥們”的企業拆借“過橋費”。上馬項目完全憑喜好，在未經批準，未立項的情況下，先斬后奏，擅自決定對宜春境內部分國省干線提前實施大中修，總額突破1億元以上，特別是其中的高安黃付線的大中修項目，“如此任性，只是因為我是高安人，為家鄉做點事，有面子。”

在鄧寄鵬看來，制度就是“橡皮泥”，是可以任意拿捏的，規矩是“紙老虎”，用來嚇人的。 只要自己想干的事，就沒有干不成的。長此以往，養成了一種突破制度、規章辦事的習慣，他推進的項目可以不招投標，實施的“三重一大”事項可以不上會，重大事項可以不報告，什么“高壓線”都敢踩，什么底線都敢突破。

隨著職位升遷，鄧寄鵬的權力大了，脾氣和架子也大了，形成了一種“唯我獨尊”的作風。他喜歡“老板”這個稱呼，自稱在宜春市公路局任局長、黨委副書記八年，同事、下屬就叫了他八年“老板”。中層干部見到他就像老鼠見到貓，話都不敢大聲說，到他辦公室匯報工作，不得超過5分鐘，除非他高興，否則就是“不識相、找罵挨”。

2018年5月，鄧寄鵬被提拔為宜春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在經開區是“二把手”，但他擺不正位置，一直適應不了“角色轉換”，不管是重大項目建設、重大資金安排、重大工作部署，還是干部人事安排，他都要“一言九鼎”，無視黨的領導和民主集中制，以主任辦公會代替黨政聯席會，把黨工委書記當“擺設”，“二把手”拍“一把手”的板。他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哪怕在民主生活會上也拒絕他人提出任何批評，誰不聽話就找誰的茬，訓人、罵人的做派沒有絲毫改變，經開區所有縣級干部都被他罵了個遍。

“一把手”是黨的事業發展的領頭雁，是黨政領導集體的“班長”，在一個單位、一個地方來說手握重權、責任重大。鄧寄鵬從30歲開始就長期擔任“一把手”，但他卻將這一切全部歸功于自己“有本事、有能力”，忘記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把“班長”當成了“家長”，公器私用，肆意妄為，迷失在權力里，再加上外部監督乏力，使其錯誤長期得不到糾正，最終釀成大患。

貪婪無度，斂財四千余萬元，認為當大官發大財才能體現自身價值

1991年是鄧寄鵬陰陽兩面人生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他還是騎著自行車走村串戶，與農民打成一片的鄉干部。

1991年，鄧寄鵬當上江西樟樹起重機械廠廠長后，由在鄉里天天騎的自行車換成了與縣委書記、縣長同等待遇的吉普車、轎車，由住在農民家變成了住“三星”以上的賓館酒店，由天天跟農民打成一片變成跟企業老板廝混，由吃農民餐桌上的粗茶淡飯變成了品嘗由老板買單的山珍海味，由走村串戶變成了進歌廳舞廳按摩廳。

就在這一年，鄧寄鵬人生中第一次收了別人的錢。1991年春節前，一位基建老板到他辦公室送了1000元紅包，丟下就走了。當時鄧寄鵬一直忐忑不安，擔心被人發現、舉報，惶惶不可終日，但又舍不得將錢退回去或者上交，等到幾個月過去了，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他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之后，又一位基建老板送了一套價值2000元的家具給鄧寄鵬，這一次，他毫不猶豫地收下，心里害怕的感覺也消失了。但這一次卻沒那么“幸運”，樟樹市紀委在接到群眾舉報后對鄧寄鵬展開調查，不過最后因證據不足無法查實，使他僥幸逃過。他非但不深刻反省，反而不依不饒，跑到市委書記那里以辭職不干相要挾、討要“說法”，迫使當時樟樹市紀委有關領導到企業為他“正名”，消除影響。

沒過多久，鄧寄鵬又收受了同一基建老板5000元賄賂，這一次更“不走運”，他直接被樟樹市檢察院帶走接受調查。然而，因為鄧寄鵬事后給對方打了一個借條，最后也沒有查實。先后兩次被調查，鄧寄鵬當時以為徹底完蛋了，“但沒有想到的是，兩次都僥幸逃脫了。”

僥幸的種子在內心生根發芽，鄧寄鵬的膽子漸漸大了起來。1998年至2004年，他在任四特酒廠廠長期間，與商人王某某先后成立三家公司，在未出資的情況下，自己擔任董事長，王某某擔任總經理。鄧寄鵬利用職務便利，幫助這幾家公司承接四特集團酒盒包裝業務。為感謝鄧寄鵬的幫助，王某某給鄧寄鵬“分紅”、送房、送物，價值近280萬元。

鄧寄鵬不但“收”得心安理得，還“要”得理直氣壯。2003年，他看上了高安市八景鎮旁邊一塊占地近20畝的“風水寶地”，便向王某某開口，王某某出資40萬元把這塊地給他弄到手之后，他在里面建設山莊別墅、種名貴樹木、挖塘養魚，取名“好運山莊”。

任宜春市公路局局長之后，鄧寄鵬的實權更大了，加上他“霸”名在外，又敢突破規矩辦事，就間接地向社會上傳遞出一種信號：只要找到鄧寄鵬事情就好辦，也只有找鄧寄鵬事情才好辦。于是，圍在他身邊的商人老板越來越多。

鄧寄鵬在這些老板身上將“權力變現”發揮到極致：為商人胡某某在工程建設、土地開發、掛靠公路局下屬企業承接項目、工程造價上以及招投標等方面大開“綠燈”，收受胡某某賄賂高達2000余萬元，其中單筆受賄就達上千萬元；收受綠化工程老板周某某賄賂250萬元；收受裝修工程老板曹某某、賴某某賄賂50萬元……八年時間，在工程建設方面鄧寄鵬斂財超過300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