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天氣因素致人死亡的事件中，極端高溫是罪魁禍首，它也會給城市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增添沉重負擔。但是，卻鮮有人研究在市區、城市大區和居民區不同大小的空間里，熱死亡風險因素的影響有何不同。最近，西交利物浦大學、哈佛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人員在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可持續城市和社會》期刊上發表了一項創新研究，填補了這一空白。該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空間尺度下熱死亡風險因素的影響。在該研究中，空間尺度的作用是對發生熱死亡的空間大小進行分類，考量的熱死亡風險因素包括年齡、教育、社會經濟地位、工作場所、出生地和環境變量。

　　該研究為地理學家、城市規劃者、政策制定者、環境科學家和流行病學家等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參考框架，以便他們更好地了解不同空間尺度下的熱死亡風險因素。該論文的主要作者，西浦城市規劃與設計系的宋璟璐博士認為，加深專業人士對該問題的了解，不僅可以為制定減少熱死亡的策略提供更多信息，還能引發對該問題的更進一步研究。

　　熱死亡風險來自可能僅在特定空間呈顯性的因素。宋璟璐解釋說，比如，研究人員發現，在市區整個空間內，由于老年人和窮人屬于高風險群體，所以年齡和社會經濟狀況就構成了重要的風險因素。其他諸如熱環境和低收入等因素，也可能導致熱死亡，但危險程度視空間情況而不同。宋博士說，這些發現說明，各地需要單獨評估，才能提出解決該地問題的方案。

　　出生地也是熱死亡風險因素。特別是在香港，外來移民如果來自其他氣候區，很難適應香港的濕熱，這可能會削弱他們對極端高溫的耐受力。碰到緊急情況或災害時，外來移民也可能有語言溝通障礙，難以求得幫助。因地制宜的分級氣候行動計劃，可納入更具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比如增加醫療機構和照料老人的醫護人員，這樣就能拓展傳統的適應性策略。“要制定有效的減少高溫和緩解氣候變化的策略，不同行政級決策者們的責任也應區別明確。”宋璟璐說。干預措施不應只考慮市政府或省政府做什么，還需考慮社區做什么，比如建立社區中心、衛生所，甚至讓志愿者而不是政府發揮主要作用。

　　除宋博士之外，該研究的作者還有哈佛大學于瀚辰博士和香港城市大學陸毅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