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天氣因素致人死亡的事件中,極端高溫是罪魁禍首,它也會給城市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增添沉重負擔。但是,卻鮮有人研究在市區、城市大區和居民區不同大小的空間里,熱死亡風險因素的影響有何不同。最近,西交利物浦大學、哈佛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的研究人員在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可持續城市和社會》期刊上發表了一項創新研究,填補了這一空白。該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空間尺度下熱死亡風險因素的影響。在該研究中,空間尺度的作用是對發生熱死亡的空間大小進行分類,考量的熱死亡風險因素包括年齡、教育、社會經濟地位、工作場所、出生地和環境變量。
該研究為地理學家、城市規劃者、政策制定者、環境科學家和流行病學家等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參考框架,以便他們更好地了解不同空間尺度下的熱死亡風險因素。該論文的主要作者,西浦城市規劃與設計系的宋璟璐博士認為,加深專業人士對該問題的了解,不僅可以為制定減少熱死亡的策略提供更多信息,還能引發對該問題的更進一步研究。
熱死亡風險來自可能僅在特定空間呈顯性的因素。宋璟璐解釋說,比如,研究人員發現,在市區整個空間內,由于老年人和窮人屬于高風險群體,所以年齡和社會經濟狀況就構成了重要的風險因素。其他諸如熱環境和低收入等因素,也可能導致熱死亡,但危險程度視空間情況而不同。宋博士說,這些發現說明,各地需要單獨評估,才能提出解決該地問題的方案。
出生地也是熱死亡風險因素。特別是在香港,外來移民如果來自其他氣候區,很難適應香港的濕熱,這可能會削弱他們對極端高溫的耐受力。碰到緊急情況或災害時,外來移民也可能有語言溝通障礙,難以求得幫助。因地制宜的分級氣候行動計劃,可納入更具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比如增加醫療機構和照料老人的醫護人員,這樣就能拓展傳統的適應性策略。“要制定有效的減少高溫和緩解氣候變化的策略,不同行政級決策者們的責任也應區別明確。”宋璟璐說。干預措施不應只考慮市政府或省政府做什么,還需考慮社區做什么,比如建立社區中心、衛生所,甚至讓志愿者而不是政府發揮主要作用。
除宋博士之外,該研究的作者還有哈佛大學于瀚辰博士和香港城市大學陸毅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