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是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他的二女兒焦守云回憶，我的舅媽對我家幫助很大，一直在我家幫忙，縫補漿洗、做衣做飯，非常辛苦。一天我舅媽對我媽媽說，你侄兒高中畢業在大隊當會計，能寫會算的，你給他姑父說說，給孩子找個工作吧，哪怕是讓他當個通信員，也比用別人強吧。我媽就硬著頭皮向我爸提了這事。果然，焦裕祿不容置辯地說，國家招工是有計劃的，我雖然是縣委書記，也不能隨便安排人。我有這個能力，但是我沒有這個權力!

毛澤東更是“慎權”表率。新中國成立之初，楊開慧烈士的胞兄楊開智，希望能到北京工作，或者在湖南安排個“廳長方面的位置”。1949年10月9日，毛澤東致信楊開智：“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毛澤東還同時致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

“我沒有這個權力”——毫不夸張地說，這是我聽到的最美的聲音!想一想，說出這句貌似不近人情的話，需要多么磊落的內心、多么堅定的信念、多么巨大的勇氣啊!這樣的權力觀，發乎本真，行之于外，云垂海立。

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權力觀呢?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也就是說，它決不是有些人所謂的“有權即有理”“權力會奴化一切”“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它只屬于人民，“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權力觀，既是檢驗黨性強弱的“試金石”，也是考驗執政能力的“火焰山”;既是駕馭好人生航程的“指南針”，也是守護住事業基礎的“生命線”。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必須敬畏權力、慎用權力，牢記“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迤迤乃亡”的教訓。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巴拉·W·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寫到：幾位記者從延安回來，向蔣夫人贊揚共產黨人廉潔奉公、富于理想和甘于獻身的品質。宋美齡感觸良深，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后轉回身，說出了她許多年之后才能覺悟到其錯誤的一句話——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權力的真正滋味如何?我想，中國共產黨人早已嘗到了，只是這滋味恐怕與蔣夫人所理解的不同。這滋味，是為人民服務的責任，而非一己一私之快意;是大公無私、公私分明的恢廓大度，而非“家天下”“一言堂”的顧盼自雄;是敝裘羸馬、力疾從公的擔當，而非閉門酣歌、得蔭忘身的恣肆……秉持這種權力觀的共產黨人，恒河沙數，盈千累萬，我就耳聞目睹過不少——

1985年，曾志留在井岡山的兒子石來發帶著孩子到北京看望已是中組部副部長的曾志。當時石來發一家生活困窘，他的兒子石金龍就向奶奶委婉地提出能否幫忙解決“商品糧”。話還未說完，曾志的臉色就沉了下來……收拾碗筷時，曾志說，你看我們吃的都是農民種的，有田種，何苦呢?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石金龍一家對此事都難以理解。解決個“商品糧”還不是舉手之勞嗎?曾志臨終前，專門對石金龍說：金龍啊，對你們家照顧不到，你能體諒奶奶嗎?直到這一刻，石金龍一家才真正理解了老人：老人不是不關心兒孫，而是身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她不能動用手中的權力為兒孫謀任何利益。

甘祖昌將軍的小女兒甘公榮講過：我爸爸是絕對不會利用自己的權力為我們找工作的。大姐在吉安衛校讀書的時候想當兵，爸爸說，他不能出面去幫她，因為這里的指標很少，有不少烈士的子女也想當兵，還是讓他們去吧!大姐就說，那我就去新疆報名。爸爸說，那也不行，新疆有新疆的指標，你插進去，不就打亂別人的征兵計劃了嗎?后來大姐只能自己去吉安報了名。有次爸爸帶媽媽去吉安看病，吉安軍分區的領導聽說爸爸來了，就趕去看望他，并跟他說大姐報名參軍了，想聽聽首長的意見。爸爸說，她想當兵我沒意見，但是希望你們在體檢的時候嚴格把關，看看她身體有沒有什么問題。我知道她的眼睛有點近視，是不太合格的。大姐聽了這話，當場就被氣哭了。

這就是優秀的共產黨人，一涉及私，就是一句“我沒有這個權力”。在他們的世界里，權力不是代表領導威權的一張虎皮，而是人民群眾賦予信賴的寶貴憑證：“我們必須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辦好了，我們共產黨人才可以考慮辦一辦自己的事。如果我們黨員隊伍中出現了先為自己辦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氣地把他開除出革命隊伍去!”

道高益安，勢高益危。知權之輕重，才能用好這秤之桿、錘之柄、權之杖。愿我們每個共產黨人都經常用權力這面“鏡子”照一照自己，把“我沒有這個權力”當成座右銘，甚至讓它成為流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