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護士節當天，葑門歷史文化片區滄浪亭社區的工作人員手捧鮮花走進九旬老人須明芬家中，向她送上節日的祝福。在蘇州醫護界，須明芬老人就是一部活的歷史，一段耀眼的傳奇，自從1947年考入了蘇州博習醫院附屬博習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她便與護士這個職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此后的漫長人生中，她曾作為醫護人員前往遍地烽火的抗美援朝前線救治傷病員，也曾擔任蘇州市兒童醫院的前身“蘇州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的第一任總護士長。在農村她是接生嬰兒的赤腳醫生，在改革開放年代她憑借出色的醫護技術和一口流利的英語，讓外國友人由衷豎起了大拇指。
民族危難讓她立志救死扶傷
雖然已是90高齡，但眼前的須明芬老人面色紅潤，健談愛笑，除了腿腳有些不利索出門需要拄拐杖，她依舊耳不聾眼不花，回憶起當年事仿佛歷歷在目。“1927年，我出生在江陰祝塘鎮，家里經營綢布店和米行生意。1945年我正在當地一所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里念初中，誰料日寇死到臨頭還要作惡，把學校的美籍校長老師關進了集中營，學校被迫解散，我一個學期還沒念滿就輟學回了家。沒囂張多久，日寇舉手投降了，當時我家鄉辦起了一所初中補習班，后來改為正式的中學，叫力行中學。我通過考試進了這所中學，插班從初二下學期開始讀，只讀了一年半就畢業了。”慈祥的須明芬老人說起日寇當年在家鄉的暴行，言語之間還是難掩激憤。
親眼目睹了戰爭的創傷和家鄉人民遭遇的傷病之苦，她暗暗立下誓言要成為一名醫護工作者，為救死扶傷出一份力。身在上海的二姐知道她這個小心愿，沒過多久就給她寄來了一份報紙。翻開報紙，上面登著一則蘇州博習醫院附屬博習高級護士職業學校招生的通知，得到這個消息，當時只有20歲的須明芬高興得一連好幾天睡不著覺，她鼓起勇氣告訴父母自己的想法，豈料父母一開始卻并不同意。“我們家在當地也算是小康之家，那時護士在人們的觀念中就是個伺候人的職業，一般好人家的姑娘是不愿去當的。為了這個事，我和父親鬧僵過好幾天，最后他終于拗不過我，同意了我的想法，還親自送我到蘇州來參加考試。”老人回憶說，當時父親雇了一條小船一路送她來蘇州，同行趕考的還有一個名叫王忠玉的小學女同學。到達蘇州后，父親匆匆趕回江陰，她和王忠玉便寄宿在蘇州的姨媽家里。“我到蘇州距離考試還有10多天時間，好在我隨身帶著初中的課本，有空便自己復習復習。開考那天，考場就設在東吳大學的一間大教室里，考生有好幾十位，考試分兩天進行，科目有國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最后只錄取了15人，而我和王忠玉都在其中。當時的學費是每學期6斗米，還要自費購買兩件長袖工作服，兩件短袖工作服，以及兩雙長筒白襪，1雙白皮鞋。”被錄取的喜悅還沒持續多久，在博習高級護士職業學校辛苦的進修生活就給了須明芬不小的考驗，第一個學期，她就要學基礎醫學、生理學、解剖、化學等科目，由于學校是美國人創辦的，校長和很多教師都來自美國，遇到外教用英語上課是常有的事。從第二學期開始，又增加了國文、英語、化學、物理等科目，而且開啟了半工半讀模式。“有時候我被排到夜班，要從完上11點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7點，可九點鐘還要準時上課，我只能在教室里稍微瞇一會。”須明芬說，自己當時雖然還沒有畢業，但從事的工作和一般護士一樣，為病人鋪床、掛水、打針、發藥、夜里查房樣樣都要做。有時候醫院來了無法行動的重病人，她還要給病人洗澡、洗腳，用酒精擦身、翻身。“解放前博習醫院的床位也就20來張，后來又在過道里增加了一些，也不過30張，這些床位常常是爆滿的，我們護士的工作壓力可想而知。”
戰爭前線讓朝鮮老鄉的孩子起死回生
在須明芬老人家里，至今收藏著一張用毛筆寫成的大紅喜報：恭賀須明芬同志光榮錄取抗美援朝赴朝醫療隊，落款：博習醫院全體同志敬賀，1953年，這張喜報曾被貼在老人江陰老家的大門口，銘刻著她一生的榮耀。
1950年，須明芬以優異的成績從學校畢業，并作為4名優等生之一留在博習醫院當起了護士。“那時國家才剛剛解放，各項事業都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剛開始國家還沒有力量來接管醫院，初解放時醫院院長還是美國人趙樂門，直到1951年醫院才由蘇南行署派人來接收。就在第二年，我被醫院領導選送到蘇州市委辦的第一期黨校學習班學習了一個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也是我們博習醫院出的第一位黨員。”1953年，在須明芬的一再申請下，組織批準她與醫院里另一名叫周德康的醫生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慰問團的保健醫生奔赴朝鮮戰場開展救死扶傷工作。“雖然當時的抗美援朝戰爭已經處于打打停停的狀態，但是前線依然充滿了危險。我記得剛到朝鮮時，和戰友們乘坐一輛卡車行進在狹窄的路上，在我們前面有一位志愿軍戰士趕著馬車緩緩而行，為了給我們的卡車讓路，那位戰士把馬車趕到了路旁，誰料‘轟’的一聲巨響，馬車因為觸雷被炸得粉碎，那名戰士的軍服也被炸上了天。”雖然時隔近70年，但每當須明芬說起這段經歷，她的眼里依然噙著淚水。
據老人回憶，當時她在基地醫院內科工作，為了躲避敵人的襲擊，醫院就設在縱橫的山溝里，有時候查個病房都要翻山越嶺。朝鮮的冬天氣溫非常低，有時候為了避免瓶子里的鹽水被凍住，須明芬常把鹽水瓶抱在自己懷中保溫。有一次一位朝鮮婦女抱著一個虛弱的孩子焦急地跑進基地醫院，請她無論如何救救孩子，當時孩子上吐下瀉不省人事，須明芬初步判斷他是酸中毒，于是便立即采取搶救措施，從孩子大腿兩側的靜脈注射了消炎藥和葡萄糖，在醫院觀察了兩天，孩子就慢慢康復了。“當時基地醫院里只有我一個有過在兒科病房里工作的經驗，搶救孩子的生命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還有一次須明芬收治了因為嚴重營養不良導致肝腹水的志愿軍戰士，開始戰士因為極度痛苦一心要放棄生命，在須明芬的悉心護理下，他開始配合治療。“我一方面幫他抽肚子里的腹水，還每天給他注射濃縮葡萄糖，這樣可以增強他的體力，為他回國接受救治爭取時間。”因為在前線救死扶傷不辭辛勞，須明芬立下一次個人三等功，獲得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獎章、朝鮮“抗美援朝軍功章”、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紀念章等獎章。戰爭結束回到家鄉時，須明芬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令她至今難忘。
她把自己的奶水喂給了體弱多病的患兒
1959年9月，蘇州市兒童醫院前身“蘇州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的籌建工作已經進入關鍵階段。當時的博習醫院已經更名為蘇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蘇州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最初就是在附一院兒科病區基礎上辦起來的。“當時蘇州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的地址在景德路，開始只有50張床位，不就又增加了50張。醫護人員就更少得可憐，連院長在內醫生只有七、八位，護士不過十來人，我擔任總護士長兼護理部主任。護士人手嚴重短缺，是我面對的第一個難題，雖然沒多久附一院就安排了10位剛從護理班培訓結業的小姑娘過來支援，但他們畢竟年齡小又缺乏臨床經驗。于是我和醫院的內科和門診護士長一商量，決定輪流由我們三個老護士結對年輕護士進行傳幫帶，讓他們盡快適應醫院的工作。”這一年，正好趕上須明芬的第二個兒子徐樂平降生，由于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回家給自己的孩子喂奶，她常常因為奶脹疼得手都抬不起來。于是，她把自己的奶水喂給了醫院里幾個體弱多病的患兒。“小時候我沒喝過媽媽的幾口奶，她的奶水都喂給了醫院里的小患者了，她對患者，真的比對待家人還好。” 徐樂平說。
1969年，她被下放到建湖縣農村，在公社醫院做護士工作，在那里，她跟同事學會了接產技術，在農村擔任“赤腳醫生”的那些年，她先后接產了10多位寶寶。在農村，她還及時發現了兩名胎位不正的產婦，在她的建議下，產婦被連夜送到公社醫院進行搶救，讓產婦和嬰兒轉危為安。1978年，當須明芬被調回蘇州時，國家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中國同世界各地的交流越來越頻繁。為了避免外賓在蘇州因為語言不通導致“看病難”，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須明芬被安排到蘇州時外事局擔任醫務室保健醫生。醫務室成立僅僅兩個月之后，有一批200多人的外賓團隊住進蘇州南林飯店，由于旅途勞累等原因，其中有38人出現了發高燒等不同程度的癥狀，病號中還包括一位來自美國的領隊。治病如救火，須明芬很快趕到飯店參與對這批外賓進行救治，當時她運用中西醫結合的療法給外賓們治療，每天還在他們的客房里查看，讓他們按時吃藥，多喝水。在須明芬的悉心照顧下，僅僅3天這些患病的外賓都基本康復了。“VERY GOOD!”康復后的美國領隊折服于須明芬精湛的醫術和周到的護理，向她豎起了大拇指，他同時和蘇州市外事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開起來玩笑：“須醫生的醫術這么好，我看南林飯店應該改為南林醫院。”一時間，須明芬妙手回春救治洋患者的事跡在蘇州醫護界被傳為了美談。
須明芬為醫療衛生事業操勞了一生，即使在退休以后，她也連續多年為社區里需要幫助的人提供量血壓、義診等服務。“我是一名護士，幫助身體有病痛的人恢復健康，是我的職責和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