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經濟指數不斷走高、樂觀情緒持續高漲、美聯儲開啟加息通道、市場鼓吹放松監管以增進經濟活力……這一幕是否似曾相識?次貸危機十年已過,新的危機是否正在醞釀?如今全球是否能更好應對?
A
華爾街貪婪卷土重來
“貪婪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千萬別忘記這一點,”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安德魯·希茨警覺地預感,目前的狀況和2007年次貸危機前有著驚人的相似。
自唐納德·特朗普贏下美國大選以來,美國股市迭創新高。自去年11月8日美國大選至今,美股最具代表性的標準普爾500指數漲幅接近9.3%。2月13日,標普500指數總市值跨越20萬億美元大關,比去年美國GDP還高出近8%。
華爾街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當下美股瘋狂上漲并非是對實體經濟的準確反映,更多是對新政府政策調整的一種“押注”:期待特朗普政府推出減稅、增加開支、放松監管等新措施。事實上,去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1.6%,遠低于前年的2.6%。
實體經濟不溫不火,虛擬經濟熱火朝天,資產估值泡沫隨時可能破滅。這一景象太過熟悉,希茨警告說:貪婪的市場幾時關心過資產估值?”“
和美聯儲持續加息引爆次貸泡沫類似,當下美聯儲同樣處于加息通道。加息將提升資金成本、抑制投資,這可能導致在泡沫期被掩蓋的結構性問題“水落石出”。歷史上,美聯儲加息期往往也是金融危機高發期,亞洲金融危機、科技股泡沫危機、次貸危機都處在加息期。
市場盲目樂觀、美聯儲連續加息、政策應對失當,這可能造成新一輪“完美風暴”。華爾街最樂觀的分析也不得不承認:即便短期內美國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中長期風險也正在快速累積。
B
經濟結構性問題仍存
和次貸危機前相似的是,此輪美國股市瘋漲,部分是因為資金在金融市場“空轉”套利,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
次貸危機已過去近十年時間,但全球經濟結構性問題猶存。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環境使得發達經濟經濟體去杠桿進展非常緩慢。同時IMF此前公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指出,許多新興經濟體企業杠桿率大幅增加,進一步加劇了金融脆弱性。
澳大利亞創新金融研究院院長郭生祥說,當前金融系統的巨大流動性暫時掩蓋了貨幣和資產泡沫化風險。他說:“這雖然推遲了風險,但不等于去掉了風險”。
此外,“后危機時代”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貨幣政策的博弈和分化將會對全球資本流動產生影響,加劇全球金融市場動蕩,降低全球經濟抵御意外風險的能力。加之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思潮抬頭,美國金融市場如果再次爆發危機,很容易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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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放松監管會否成危機導火索?
自2007年夏季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于次年9月中在華爾街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已走過十個年頭。很多分析人士都擔心,下一輪危機是否已越來越近。尤其值得擔心的是,特朗普試圖放松監管,會否成為引爆新一輪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特朗普2月3日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財政部按照新確立的原則,對美國現行金融監管架構進行重新審查。特朗普說,《多德-弗蘭克法案》阻礙了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
2008年金融危機后,奧巴馬政府出臺了旨在加強監管、防范銀行風險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不過,該法案一直遭遇來自華爾街的巨大反對壓力。當特朗普宣布將修改《多德-弗蘭克法案》后,華爾街各大銀行歡呼雀躍。
在紐約股市,銀行板塊自特朗普當選以來更是漲幅驚人,如高盛股價已大漲37%。貝萊德投資集團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對此警告說,美國股票市場已經透支了未來的增長空間,有可能會面臨大幅調整。
和銀行業歡呼雀躍不同,很多分析人士擔心,鑒于華爾街對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巨大影響,倘若特朗普真的大幅放松監管,可能導致金融市場風險大增。
美國投資銀行KBW董事總經理布萊恩·加德納說,從現有信息分析,新的監管框架或將不再要求銀行進行壓力測試,撤銷一些資本市場限制和監管,弱化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的監管作用。
不過,分析人士也指出,新方案目前仍在醞釀之中,即便出臺后也需要時日方能落實,因此目前奧巴馬政府出臺的監管規定仍將發揮作用,因此短期內美國金融市場爆發風險的可能性較低,但中長期風險正在累積。
《多德-弗蘭克法案》的起草者之一巴尼·弗蘭克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放松監管或將使美國整個金融系統面臨風險,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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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傷口為何遲遲難愈合?
十年前次貸危機爆發,進而演化成為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至今,世界經濟仍沒有完全走出危機陰影,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遠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新興市場國家的潛在風險也在增加。
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為阻止經濟加速下滑,加大了財政救助規模,導致公共債務快速攀升。同時受超寬松貨幣政策影響,主要新興經濟體債務也明顯上升。IMF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09年,全球債務占GDP比重從約200%上升至220%。到2015年底,這一比例更是高達創紀錄的225%,其中大約三分之二是私營部門債務。
IMF表示,債務水平高企限制了投資和消費,不利于經濟增長。私營部門債務水平高企則增加了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IMF還指出,由于當前增長和通脹仍處于較低水平,發達經濟體去杠桿進展緩慢,而去杠桿過程又可能拖累經濟活動,這進一步加大了去杠桿的難度。
投資低迷是金融危機留下的另一個后遺癥。世行數據顯示,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發達經濟體投資大幅下降,盡管2014年至2016年有所回升,但增速遠低于金融危機前。受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下降以及私營部門債務上升等因素影響,新興經濟體投資增速從2010年開始也逐步放緩。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理事鮑威爾此前表示,金融危機的后遺癥已經讓美國經濟陷入潛在增速和實際增長雙降的局面。
金融危機后,各國意識到監管者對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監管不力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國出臺了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蘭克法案》,其他國家也加強了金融監管力度。
IMF去年10月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指出,隨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回升,短期內全球金融穩定風險有所下降。但由于全球經濟長期處于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環境,全球金融穩定面臨的中期風險正在上升。
報告指出,低利率環境使得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盈利和償付能力受到威脅,發達經濟體仍需要應對銀行系統不良貸款高企等金融危機遺留問題,同時許多新興經濟體企業杠桿率大幅增加,金融脆弱性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