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泰州中院行政庭的法官們來到學校，結合具體案例，用“小案例”講述“大道理”，對老師懲戒權和學生享受的合法權益進行宣講咨詢。陳戴濤 攝
導讀
“斯文不可不敬”、“嚴管嚴教出高徒”一直是我國傳統的教育理念。然而，因“嚴是愛，寬是害”導致產生懲戒行為進而引發的教師和學生及家長間的矛盾卻時有激烈。有的家長因子女被老師實施教育懲戒而對老師心生不滿，甚至施以威脅、侮辱、傷害等行為，加之少數地方的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對教師的合法權益保障缺位，使得教師隊伍出現了“不敢管、不愿管”的現象。近日，江蘇省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一起狀告泰州市某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案件，案件背后涉及的正是關于教師教育懲戒權之爭，法院依據相關法律和公正、法治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了審理，并通過釋法析理，闡明了教育懲戒權是教師基于其職業地位而擁有的一種強制性權利，是維持教育活動正常秩序的需要，為教師“敢管、愿管、善管”創造了良好條件。
老師處罰學生 家校糾紛不斷升級
在班主任老師的眼里，小楊原本是一名成績優秀的學生，并獲評“三好學生”。然而隨著課業的加重，小楊逐漸跟不上學習的節奏，并產生抵抗情緒，經常遲到早退，違反校規，還會莫名地和同學發脾氣。
在一次體育課上，小楊因站位順序與同學小亞發生爭執，小楊情緒激動之下打了對方一記耳光。小楊打人的行為被老師批評后，卻堅持認為自己沒錯。等不來小楊一句道歉的小亞家長一氣之下報了警。雖然在公安機關的主持下調解結案，但小楊卻漸漸被同學疏遠。
沒過多久，同學小天也因對小楊不滿，在朋友圈發布了幾條針對小楊的侮辱性言論，小楊也報了警，但雙方沒能達成和解。最終，公安機關鑒于小天是未成年人，且認錯態度較好，作出了不予處罰的決定。
在“打耳光”“朋友圈”等事件后，學校考慮到事情在學生中產生了不良影響，便將小楊的“三好學生”宣傳照從公示欄中撤掉。沒想到，這一教育懲戒行為成了壓倒小楊和她父親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楊的父親老楊認為，小亞、小天之前的行為是受班主任的教唆，懷疑老師存在教唆霸凌、非法拘禁、精神恐嚇等違法行為，其先后多次找學校領導理論，反映班主任的班級管理方式存在問題。
事情本是孩子之間的一些小矛盾，但卻導致家長不斷奔波投訴，教師也不能靜心安排教學活動，學生的學習狀態更是受到較大影響……
最終，小楊也因無法安心學業，中考失利。這個結果讓老楊對學校愈加不滿，他認為學校濫用教育懲戒權，有體罰學生的行為，遂報警要求予以處理。這次，當地派出所在接警后調查認為，老楊反映的情況不屬實，并對其進行了勸導。老楊卻覺得公安機關的處理方式是行政不作為，于是一紙訴狀將當地公安機關送上了被告席。
深入走訪調查 法院剖析潛藏矛盾
“法官，請看我提供的這些證據。我女兒的班主任不僅讓我女兒罰抄、罰站，還無緣無故把我女兒班長職務都給撤銷了。同學欺負她，老師竟然恐嚇、威脅，甚至非法拘禁她，報警也沒用，請法院為我女兒主持公道！”老楊在法庭上憤憤不平地說。
在老楊看來，女兒小楊從小乖巧聽話，近期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班主任不僅沒有起到幫助的作用，反而不公平對待小楊，無故對小楊進行懲罰，激起了孩子的逆反心理。
在學校看來，他們收到家長的投訴后，多次向家長進行了解釋。教育主管部門也對學校、老師進行了約談，但小楊始終對教育局、學校的處理不滿意。學校也感到無能為力。
隨著對案件審理的不斷深入，承辦法官了解到老楊對學校、老師的不滿大多來源于一些小事，比如班主任布置作業較多；對小楊進行罰抄、罰站等處罰；撤銷小楊班長、大隊長職務；將小楊“三好學生”宣傳照撤掉……將公安機關告上法庭，說到底是老楊對于學校、老師教育的不滿，并且沒有能夠正確認識學校教育的本質。
縱觀本案中學校及老師的一系列處理行為，均是基于教育目的，對違規違紀的學生進行管理、訓導，促使學生能引以為戒，認識并改正錯誤，并未超出教育懲戒的必要限度。對于確有必要實施的教育懲戒，無論是學校、家長還是社會都應當理解、支持和配合，形成合力，促使學生真正認識和改正錯誤的行為，并能引以為戒。
作為家長，應當在家庭教育中引導配合，真正讓孩子認識錯誤、改正錯誤，而不是動輒對教師的管理、懲戒行為予以否定、指責、投訴、舉報，甚至要求公安機關等公權力的介入，這不僅嚴重背離教育管理和治安管理的初衷，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而且也會給孩子形成錯誤的導向。
耐心釋法析理 依法維護教師權利
案件經合議庭討論后一致認為，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為了國家、民族和人類社會的未來，全社會都應當尊重教師，為教育創造優良環境，不能讓教師在教書育人的同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對教師的合法正當教育懲戒權，法院應當予以支持，不能讓教師的正當懲戒行為受到過度追究。
合議庭指出，作為學生家長，當然希望老師能關注到每一位學生的成長發展，也都期盼老師對自己的孩子做到因材施教。但對于老師個體而言，面對的是整個班集體全體學生的教育管理，根據設定的教育教學計劃實施教育活動才是其本職工作。
同時，學校作為學生成長的第二個家，有責任根據實際狀況確定教育理念并不斷改進和完善。當家長與學校在教育理念上存在不一致時，雙方都應秉持包容的心態，相互尊重、和諧溝通、求同存異，尋求觀念上的最大公約數。即使在教育理念上不能完全達成一致，雙方也應當彼此尊重，既不能違反教育主管部門的法律法規及學校的規章制度，也不能隨意貶低教師和學校在孩子心中的美好崇高形象，甚至引發學生與教師的對立情緒和抵觸心理。否則，不僅有悖我國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也給孩子自身的學習成長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最終，法院依法駁回了小楊父親對公安機關的訴訟請求。考慮到父母之愛子女，則為之計深遠，面對小楊在學校學習生活中的失利，老楊作為家長為之奔波，承辦法官亦對家長的訴求予以了回應，希望老楊能夠正確對待孩子的教育需求，正視教育理念的差異性，拋棄對學校和教師的成見，與學校教師充分溝通、共同努力，為小楊營造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更好適應現階段的學習生活。
■裁判解析
懲戒異議應尋求內部管理救濟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班主任老師對小楊的懲戒行為，法律上到底應該如何評價。2020年12月23日，教育部頒布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首次從法律規范層面上明確了教育懲戒的內涵、原則、適用情形以及異議程序，為教師行使教育懲戒權提供了法律遵循，也為教師行使教育懲戒權劃定了紅線。
教育懲戒行為是學校和老師對違規違紀學生進行管理、訓導或者以規定方式予以矯治，促使學生引以為戒、認識和改正錯誤的教育行為，其實質是學校和教師基于教育目的實施的內部教學管理活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賦予學校、教師的法定權利，同時也是其應盡的義務。
對于教育懲戒行為有異議的，一般應遵循內部管理行為的救濟原則，向學校或者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投訴、舉報，由學校或主管部門通過內部程序予以解決。在教育懲戒行為超過教育管理的合理邊界，造成人身傷害等嚴重后果時，方可由公安機關介入。
本案中，班主任老師采取罰抄、罰站以及撤銷小楊班長職務等一般教育懲戒行為，措施與小楊的過錯程度相適應，并不具有傷害、報復小楊的故意，亦未造成人身傷害等嚴重后果，明顯不屬于治安管理處罰的范疇。
■點評
行使教育懲戒權有法規“標尺”
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易 波
學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系統地引導受教育者接受知識技能、陶冶思想品德、遵守社會規矩、發展智力和體力，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為適應社會現實和發展需要、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活動。教授、管理、訓導、懲戒是教育的必備手段和應有之義。
2020年12月23日，教育部頒布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首次明確了教育懲戒的內涵、原則、可實施教育懲戒措施的行為、可采取的教育懲戒措施、程序，并為教師行使教育懲戒權劃定了紅線，教育懲戒權的行使真正實現了有“法”可依。《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的出臺，為教師“敢管、愿管、善管”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教育懲戒權是教師的職業權利
江蘇省人大代表、興化市少年宮主任 周 宇
尊師重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古人云：“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學。”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為國家、民族和人類社會的未來，全社會都應當尊重教師，為教育創造優良環境。教師懲戒權保證了教育教學的順利進行，也是教師的職業權利之一，應當予以保護。
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教師對學生違反管理制度的行為進行懲戒，必須在法律法規規定的方式和幅度范圍內實施，堅決不得超出界限。當合法的、合規的、適當的懲戒變成了體罰、變相體罰或侮辱，則必須嚴格依法追究責任。
